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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乡的亲人

怀念和上海知青在一起的岁月

发布时间:2016-03-22作者:金淑芳点击:0


1972年冬天,我们翠峦林业局来了几百名上海知青,都分配到各林场经营所小工队。

我们抚育河林场分来三十多名上海知青,他们来的时候,少数人带了军大衣,大多数人都穿着单薄。

也许他们对东北冬季没啥概念,里边只套着毛衣毛裤没有棉服,有的只是穿着绒衣线裤,裤子下方都是喇叭型的,当他们走下汽车时已冻得瑟瑟发抖。

林场早已把宿舍的大铁炉烧得暖暖的,欢迎上海知青的到来。几天后翠峦局劳动部门就给他们发了新棉衣。棉衣是蓝色劳动布做的,厚厚的,穿在身上暖暖的。

但样子不美观,肥肥大大的,有的知青宁可挨冻也不愿穿,后来冻得不行还是穿了。

上海知青来后和我们翠峦当地知青在一起,安排在林场青年队,分在各个班组,男女搭配,每个工组十几人,由几名老工人带着上山场干活。

春天栽树,夏天抚育。秋后就上山修冻板道(冬季运材路),冬天就开始上山采伐。

我们从事的都是和林场有关的活,伐木、打枝、归楞(把四米或二米的原木抬到路边,用马套子、拖拉机运到装车场)、清林,打带、打柈子等。

男知青多数跟着老工人伐木抬木,而我们女知青大都干的是清林,打带,打柈子等。清林,打带是用镰刀或斧子把枝桠灌木条清理出来,按规定好的宽度放在两边,呈带状,次年春天就能在清过林的地方栽树造林。

打柈子是把山上的站干或枯朽木锯成50—60厘米木段,然后劈成木柈用来取暖做饭。

上海知青对我们林区的这一切都很陌生,看似平常的活,他们做起来却很吃力。

放树,他们不会使锯,让他们去打枝桠和清林;抬木头,他们不会抬,咱们当地知青和老工人都是用的大小肩,他们用大背肩,走起路来特别别扭,有时还会被绊倒。碰到大一点的木头,我们老工人就不让他们抬。

他们毕竟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,刚刚走出校门,才十七、八岁,细皮嫩肉的,在这深山密林里,又是在这极其寒冷冬天,干着这些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对他们来说很不适应。

但他们都有着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 的艰苦奋斗精神,爬冰卧雪不怕苦,茫茫林海献青春。

他们虚心向老工人师傅请教学习,同时还和我们当地知青带相互交流,时间久了,就增进了感情。

上海知青初来乍到林区,对这里的树木不认识,而且对山上的植物也不认识。曾发生过一些笑话:春天造林时,一男知青在路边大便,结束后,没有手纸,(那时没有专卖使用手纸的)顺便薅一把蜇麻子(一种带细毛的野菜)开腚,刚一擦腚沟,就被扎的嗷嗷叫:“哎吆,东北这地方真厉害,草还咬人呢……”这是发生在男知青身上的事。

还有发生在女青年身上有趣的事。咱们林区春天“草爬子”多,她们上山是都把脖颈用纱巾围得严严的,“草爬子”不易爬到里边去。

可是到了夏天虽然很少了,但是还是有。特别是夏天在林子里抚育非常闷热,一些人常把衣服领口打开放风,结果就有“草爬子”乘虚而入。

一天,一位女知青下班后,觉得乳头隐痛,掀开衣服一看是个“草爬子”叮进肉里去了,吓得同事的直叫,她却说那小玩意有啥可怕呢!同事连忙领她去了卫生所找大夫去拔。女大夫说:“这草爬子可真会叮,咋就叮这呢?”那位女知青却说:“可不是呗,吃点肉就行了,还想进去喝点奶呀,现在还不是时候!”逗得在场人员哈哈大笑……以致后来在一些人间传谓笑柄。

次年冬天,领导把我调到小工队装车场去捡尺。再后来我和一名上海知青当了集材员,跟拖拉机拉大铁绳捆索带集材。

每天三四点钟上山,困得直迷糊。趟着没膝深的雪,拉铁丝绳、捆锁带、砍道、清林,累的浑身直冒汗。

中午在装车场吃饭,用榛柴杆挑着大饼子在火堆上烤。有时也有大馒头,得用发的细粮票买,细粮少粗粮多,每月的粮票得计划吃,否则就不够吃。

肉和其它副食很少,平常就是土豆,冻大头菜,豆腐汤等。每天天不黑不下班,常常是星星布满天,“月上柳梢头”。

汗水浸透棉衣,浑身凉个透,棉鞋冻得邦邦硬,回来脱下都挺费劲。

饭后躺在床上就睡着,半夜冻醒当“团长”,清晨再困也不能耽误上班……黄金季节搞会战,元旦春节加点干。

抓革命促生产,大年三十多贡献!上海知青想家泪绵绵,我也陪着泪潸然……

上海知青喜欢吃大米饭,而我们林区这里大米很少。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,无论是吃的住的都无法和上海比。那时粮食是凭票供应,粗粮多细粮少。

面粉、大米每人每月15斤,每月也只能吃几顿大米饭。吃肉的时候也少,节日时才能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饺子。开始他们很不习惯,但没办法也得将就,当时就是那样的生活条件。

那时我家离林场很近,晚上一些上海知青常到我家去玩。他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,都是十八.九岁。有时我请她们到我家,给她们做点好吃的。

那时,林场没有商店,想要买点副食下顿馆子解解馋,或看场电影,都得下山到几十公里外的翠峦小镇去。没有客车,山上山下交通极不方便。

我们去翠峦办事大多是骑自行车,冬天路滑,我们坐运材车去。他们初来咋到不认识司机,司机也不愿拉。遇上好说话的司机还可以,否则他们要去翠峦镇上一次很不容易。

后来时间长了,我们帮他们去截运材车。那时林场不放假,每人每月只给两天假,其它时间都得上班。如有特殊情况例外,当时要求是比较严的。

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热闹繁华的大城市,一下子来到我们这辟塞落后的深山林场,这种苦行僧的生活让她们在精神上有点接受不了。

常有女孩子想家流眼泪哭鼻子。特别是那时没啥文娱活动,精神生活枯燥,没有报纸、没有电视,每月能看一场电影。夏天在球场上映,冬天在大食堂放映,看一场电影让我们高兴好多天。

那时是天天搞“抓革命促生产”春节不放假,直到后些年春节才放假,她们高兴的回家过年。

归来时他们都带了好多东西,大多是吃的,也是我们山里孩子没见过的。有各种糕点,巧克力糖果、蚕豆、等,特别是那“大白兔奶糖”又香又甜。

还带回一些衣服,是我们没见过的的确良、涤卡等,当时和我最好的小谢还送了我一件红格的确良衬衫,我一再拒绝,她都流了眼泪我才肯收下。因为那时买衣服是要用布票的,每人发的布票是有限的,我哪能轻易的收人家这样厚重的礼物呢?穿着那清凉、漂亮、舒服的确良衬衫,真的让我非常感动。

也许是她想到我常带她到家里去,有时在我家吃点便饭的缘故,想作为回报吧。她这样做真的叫我过意不去。再就是我俩有着共同的爱好——读书,相处的很好。

她常向我借书,我俩常在一起谈论读书、人生、理想,常常议论到深夜……

1975年后,上海知青陆续返城,我和一些知青合影留念。其中有几位知青赠送照片于我,都是黑白的,照很漂亮。

她们回到上海后还经常给我来信,我也给他们回信问候。谢建娥我俩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她走后多年。再后来我们都忙着各自的事,信逐渐的少了,我也嫁到别的山场工作,从而没了联系。

她们名字我现在只记住了三个:谢建娥、段连英、贾玲。其她人的名字已记不清了。

她们的照片前些年我还一直保存着,后来搬了几次家,遗失了一些东西,当然也包括和知青在一起的老照片。

我几乎找遍家里所有的东西也没能找到,让我很心疼。

现在不知她们的情况怎样,真的很想她们。亲爱的上海知青朋友,你们可否知道,有远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翠峦的知青朋友在想念你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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